北京的浙江村

端午在家,两天看完了一本关于北京“浙江村”的书,书名为《跨越边界的社区—北京“浙江村”生活史》,豆瓣 9.5 分。书中讲的是 1985-1995 年左右北京大红门附近聚集了很多温州人,记录了从落脚到发展形成了一个浙江村的过程,从中可以中国官方与民间经济和组织发展过程中微妙关系,属于人文社科类读物。

此外,里面的方言和做事方式也颇为亲切,温州人早年间外出到大西北打工、在柯桥做布料生意、做小买卖商户之间商品相互拆借、休息之余喜欢赌博等事情都有所见有所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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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选如下:

“关系这东西,不能有用就去找,没用了就不来往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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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东提醒我:“送东西,最好是东西放下就走,要聊下次再说。”如果是关系处得比较长了,就送 5000 或 10000 到办公室。我们一起到了某商场,来到楼层经理室嘻嘻哈哈开了一会玩笑,刘东说:“各位,过年了,本来应该请大家出去吃饭的,但是太忙,就只能让大家自己去吃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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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行政体系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其高度的地域化。 北京不能管浙江的事,反过来,浙江如果对北京的什么事有所微词,不仅北京不高兴,中央也会认为不妥。不同地域的同级行政机构不能交叉,不同级别的行政机构一跨地域也就无所谓高低。北京要管温州的事情,温州可以完全不听;浙江省要管丰台区的事,丰台可以轻轻松松把意见打回去。难怪很多学者要提出“蜂窝化”“割裂化”来形容中国的地方经济和社会格局。在改革前,中国看似是高度一体化的,仔细一看,却是被分割成无数的“地域社会”的。在各个地方,大家追求“小而全大而全”,搞诸侯经济。生猪大战、羊毛大战、蚕茧大战、煤炭大战……都是这一格局的反映。户口制度也是行政系统地方化的典型代表。户口制度固然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的永久性迁移,但是人一旦流动,又马上超越了原来的管理体系。我 1994 年到珠江三角洲调查民工问题的时候,在很多市镇,外来人口的数目已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。但他们再庞大,仍然是处在行政系统的日常视野之外的。他们几乎从来不进入本地的统计报表,不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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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实上看,人们很难再返故土,但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念念不忘“要回来”。房子盖在家里,积极发展家里的公共事业,只有在这里才感到在真正地生活。流出地对他们既不是“家”,又不是“家乡”。是意识中的“家”,但在事实中又更像“家乡”。这一事实与观念的脱节,怕也是当今中国人口流动中的一个特色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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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浙江村”正规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类公司化了的基层政权。他们受益,靠的不是对资产的掠夺,而是靠那些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。一代“浙江村人”的劳动和经营沉淀为巨大的土地级差地租,而“浙江村人”却不能以一个主体身份要求分享这一价值。

最后,建议前面的序都先不用看,从第三章开始看,讲什么是浙江村,怎么发展的。不然容易看的云里雾里。 微信读书可免费阅读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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